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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上博楚竹书〈鲁司寇寄言游于逡楚〉篇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第10页) (42)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316页。

这个有直说底意思，也有横截说的意思。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

(59)元康：《肇论疏》：诸法虚假，故曰不真，虚假不真，所以是空耳。入释、老，而又出释、老，辟释氏以心为法，以空为真。(37)《明本》，载《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理气融合而造作万物以后，理便寓于万物之中，万物与理的关系，犹如理一与万物的关系，这便是理一分殊，它犹如月印万川。

邾军经此，武城人推倒树木，消灭邾军。三、在与非在 自先秦到宋元明清，从道一分殊到理一分殊，构成了理一分殊流动的历史。西方也有宽容概念(Tolerance)，但意思是，虽然讨厌异己，但在政治或伦理上容忍了，要点在忍。

哲学是理论还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本源问题就是具有未来性的问题，如果失去未来，就是不存在。因此，哲学之城需要普遍语言也需要特殊语言，需要一致性也需要矛盾，需要文学和哲学既冲突又和解，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经常性冲突和经常性和解中发现思想的机会。(同上，第6页)问题虽有不同，但张岱年仍然采取了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知识论)的结构，同样以人生论为核心，因为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而且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

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的发明。张岱年也按照西方哲学标准来取材，理由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本源性的思想必以一目了然的语言提出一目了然的普遍问题，因此具有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然而并非所有经典问题都永远有效，部分仅限于那时现实的特殊问题已经失效，转化为史学的对象而不再是哲学问题。如果一种思想能够在异地重新生长，必定意味着能够发展出意义续篇，而不是止步于复制。如果语义重构是可能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是否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线索的演化，或者是否与中国哲学混合而变成一种跨文化哲学，是未知数，也是期望值。

以康德式的例子来说，5+7=？是问句，而12是唯一答案。产地无关紧要，成为争议的是，就理论性质而言，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属于哲学。哪些问题符合此三种性质而构成本源问题，需要通过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来确定，大概应该是人类只要行为或只要思想就必然遭遇的问题，这样才足够基本。在思想中，形容词的作用趋于无穷小，但对于体悟，除了形容词，再无可用之材。

中国原有的分类学，以概念系统而论，周易和周书确定了道、象、变易、天地、阴阳、五行、天下、礼乐、德化、协和等基本概念，儒家增加了仁义、名实、忠恕、中庸等基本概念。在当代知识背景下，究竟哪一种全视域更能把中国思想转化为哲学问题，仍是需要探索的未来。

如果一个概念或命题在元语言中可以被理解，就具有普遍意义，也就一定能够保值地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而通不过元语言的意义检测的概念和命题，就意味着无法摆脱不可通约的原生语境而属于文学。当然，中国会按照西方时间表对西方哲学进行排序，但在中国时间表里，从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或后现代乃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全都具有中国当地时间的当代性。

所以，哲学的元语言只能是合乎逻辑或者说向逻辑看齐的自然语言，就是说，哲学的元语言不可能完全逻辑化，仍然需要保留自然语言的多种口音。即使异地故意拒绝某种有普遍能力的理论或制度，也仍然无法否证这种理论或制度的普遍性。但文明之间的深入交往揭示了文明内部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文化，于是发现了存在着文明和文化两个层面：可通约的层面是文明，不可通约的层面是文化。事实上，思想没有令人惊讶的突然发生。道家、佛家或儒家都相信心理境界高于理论，相信身体性或私人性的修养能够超越理性思维而直达至性恒道。对可能性的拓荒使本源具有当代性，因此，所有本源问题都指向作而现身于生活的所有创作之中。

社会科学试图模仿科学，但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功的目标。然而人生经验的细微深刻之处更多表达在诗词文章琴棋书画之中，此种艺术化的经验难以理性化分析因此难成理论。

当代性一方面蕴含未来，同时又意味着始终不离本源，就是说，哲学的当代性就是本源的当代性，哲学在每个当代时刻都回到本源。(参见阿赫托戈) 参考文献： [1]阿赫托戈，2020年：《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 [2]冯友兰，1985年：《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耿云志、王法周，1997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读》，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4]和少英、姚伟，2020年：《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载《思想战线》第2期. [5]侯外庐等，1956年：《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 [6]李泽厚，2005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中华书局. [7]切斯特顿，2011年：《异教徒》，汪咏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张岱年，2015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9]赵汀阳，2013年：《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惠此中国》，中信出版社. 来源：《哲学研究》(京)2020年第20207期 第3-19页 进入 赵汀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分类学 知识考古学 元语言 。

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追求体悟的人生论是一种有特殊意味的本地文化，却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各种文化各有不可通约的人生理解，无法比较高低。

这里涉及文明与文化之别。私人语言不可破译，即使公开，他人也无法理解，因此区别于密码。到2000年后，西方思想就几乎现场同步涌入中国了。决定中国文明生死存亡的精神广泛存在于建立时空秩序的思想和实践里，包括制度、农业、史学、历法、兵法、诗词、书画、中医、营造等，正是这些实践智慧创造了中国的文明、社会和历史并且维持着中国文明的存在，而人生论没有能力创造任何实在。

哲学的自由本性决定了思想会不断产生意义变异，类似于基因变异，那么，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意义变异对思想空间具有建构性或有所增益。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创造的经验非常深刻，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不仅创造了深刻经验甚至还提出了哲学问题。

思想的对象是所有可能性，因此思想的本性趋于无穷开放而容纳无穷变量，即黑格尔痛恨的潜无穷。存在不是本源问题，而是语言的想象。

青铜器的图案是文化，而其制造技术是文明。缺乏新经典意味着文化的老化，或许在复制中有幸无限期存活，但也是无限期的暮年状态。

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以人生论为中国哲学之根本和强项，而且以人生论去包含伦理学。将中国思想切换到西方的问题语境和结构中，这种努力得失参半，其积极效果是对中国哲学的建构作用。就目前来看，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以复述为主，文至结尾，其实仍然是开头，尚未开始对问题的研究。希腊也有类似区分，自然秩序有物理(physis)，人为秩序有法理(nomos)。

中国思想的分类学被替换为西方哲学的分类学就是一个案例。另一方面，元语言又必须是自然语言，因为只有自然语言才有足够丰富的视域和接近事物的能力。

这些概念在逻辑上难以分析或定义。任何思想就其本身而言，都以人的一般身份去思想，而思想对象也被假定为人所共有的普遍问题。

可以类似地想象，假如我们发展了一种放弃逻辑论证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逻辑相当于西方哲学的骨架，抽掉骨架就解构了。真正深刻的事情属于理性无法分析的神秘经验。